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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那个蓝太阳

用生命写诗,借诗歌探索生命!

 
 
 

日志

 
 
关于我

好语文教学研究,曾在《江西教育》发表论文。江西省中小学语文骨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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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追寻那个蓝太阳(定稿)(二)  

2017-03-08 10:20:03|  分类: 小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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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鄱阳县双港镇乐亭中学王庭顽

 

可他们为什么说初三的学生呢?我不明白。

同事们笑过之后,纷纷说我是“书呆子”“单纯”,还有的打趣我,说我真正做到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教圣贤书”,真令人羡慕。接着同事们断断续续地告诉我,说现在被叫到办公室的学生,有一半以上是初三慢班的学生,并且还在呈上升趋势。这些初三的学生被叫到办公室进行教育,不是一般的课堂纪律问题,而是在课堂上成群捣乱或公开与老师顶撞,甚至逃课上网,几天不来上课的。当然,初一初二的“犯罪率”也在呈不断增长的趋势,但远远比不上比初三两个慢班的异军突起。听同事们这么一说,我整个人都懵了,心想学校风气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糟。这时候教导主任,即初三快班英语教师D老师愤愤不平的说:“初三两个慢班,他们的老师我不知道是怎么上课的,也太不负责任了!”

同事们散了!没有谁再说一句话。

初三分快慢班后,慢班的纪律比原来的平衡班级纪律要差些,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严重。自那以后,我便开始注意起这种不该有的变化。果不其然,没过多久,初三的一个慢班出大事了!

一天上午开始上第三节课的时候,王校(学校副校长,喜欢听同事们叫他王校。初三历史老师,教快班和一个慢班)去慢班上课,刚到教室门口,看到一群男学生正往外走。王校提醒他们已打上课铃了,不要出去。没想到其中一个叫做王斌的同学竟口出粗话:“老子出去玩会儿,碍你什么事?”

矛盾就这样发生了,并且很严重。

王校要王斌同学道歉,王斌同学二话没说,照王校当胸就是一拳。紧接着其他几位学生把王校推挤到墙根,并且从座位上还来了几个帮忙的学生一起推挤王校,不让王校还手。倒是王斌同学实在,在王校头上又擂了拳。幸亏当时班上动静太大,慢班班主任顺老师和其他没课的老师及时赶到,把这群闹事的学生带到办公室。

在办公室,王斌同学还是非常嚣张,无论哪个老师问他,王斌同学都直说他就是要打王校,并且早就要打王校。我们老师叫王斌同学承认错误,他理都懒得理。当班主任顺老师责问另几个学生为什么要帮王斌同学打王校时,他们都说没有,理由很是冠冕堂皇:劝架!顺老师又问他们那么多人,为什么只拖王校而不拖王斌同学。他们的理由也很充足:王校是大人,王斌同学是小孩,他们认为王斌同学打不伤王校,不需要去管他。他们的班主任顺老师又向他们调查王斌同学打王校的原因,他们则闭口不开,集体缄默。顺老师又去班上调查,也是无果而返,因为班上的学生也都集体缄默。

如此明显的蓄意围殴老师,学生连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我很是气愤,老师们也都很气愤。为了让王斌同学道歉,他们的班主任顺老师用报案来吓唬王斌同学,没想到王斌同学居然说:“报案就报案,你以为我怕什么!”事情闹到这一地步,顺老师只有电话请求正在中心学校开会的校长赶回来处理。校长从中心学校赶回来,也处理不了。校长在电话征询王斌同学家长意见后(王斌同学家长在杭州打工),只有报案,交由派出所来处理。

气愤归气愤,但谁也不想把事闹大。校长报案后,有几个老老师做好的对王斌同学说,先躲避一下,不要等派出所来人真的给抓走了。王斌同学倒挺硬气的,一点儿也不在乎,还说怕什么派出所。

这场官司只有等派出所来处理,谁也没有办法!

派出所真的来人了,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

校长迎下教学楼去,我们也都跟着下了教学楼。一个警察跳下车来,问校长那个是闹事的学生。还没等校长回答,王斌同学英雄赴难般,雄赳赳气昂昂的双脚一跨,上车了,连给我们拦住的机会也没留,甚至我们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下的教学大楼。那警察和校长又说了几句话,上车了。紧接着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随即警车屁股冒出一股白烟,警车走了,王斌同学也随那车消失在我们眼前。校长简单的向教导主任D老师交代了几句,随即跨上摩托,载着王校和顺老师也去了派出所。

问题的解决是个悬念。第四节课有课的老师去上课,因为上课铃响了。没课的老师会办公室,但回办公室的老师没有一个备课改作业。我们都在谈论这关于王校和王斌同学闹矛盾的这件事。我们都很痛心,现在的教师法把老师捆得紧紧的,老师们不能根据客观实际有针对性的去灵活管理班级,导致学生越来越难管理,教育一片混乱。我们也很惋惜,王斌同学小小年纪,便被“请”进了派出所,会不会留下心理阴影。一节课的时间很短,但我们也杂乱的谈到了教育气候、教师职业良心等问题。在我们回办公室,还没进办公室时,听到教导主任D老师义愤填膺的说:“是要把他抓走,他以为派出所的警察和我们老师一样好说话。让警察把他打个半死,看他还敢不敢再猖狂。”

“教育是应该教育一下,”华老师一边走进办公室坐下一边说,“只是年龄太小了,要是警察真打就有些可怜兮兮的。”

“我们老师教育学生,只是吓唬吓唬,是真正的嘴狠手不狠。”教初一数学的猛老师说,“警察跟我们可不一样,他们打人不下死手,怎么对付得了那些罪犯。”

大家都坐下了,有的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有的随意的找个位置坐下,纷纷说开了。

“唉,何苦呢!”一老师叹了口气说道,“学生不读书就算了,管他干什么。他们不读书,长大了不照样挣钱吃饭?我们这样管他还要弄得个自讨没趣。”

“有什么办法?学生毕竟年纪小,不懂事。看着他们不读书,我们谁能做到真正不管?”教初一英语的平老师说。

“不管怎样,管是一定要管的,”雄哥说话了,“不过不能踩法律红线。好在今天王校是被打,没有还手。要不然,我们学校一夜之间就全国出名了,看我们谁还能在这里坐得下来?”

……

下午上课前,校长和王校都回来了,王斌同学的爷爷也送了王斌同学来学校。看王斌同学的样子,不像是挨了警察的打。王斌同学的爷爷代王斌同学向王校赔礼道歉,然后就送王斌同学到班上去了。至于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们谁也不知道。不过后来听消息灵通的老师私底下传闻,王校之所以挨打,是因为王校在慢班上课,课堂纪律不好,多次谩骂慢班学生是垃圾,要全部扔进垃圾桶。慢班的学生们听到王校这么骂他们,都很气愤,有几次在课堂上学生就就准备动手打王校。至于传闻的真假,我估计没有多大的假。因为王校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在我们老师面前如此,在学生面前应该更是如此。

下午放学后,校长主持召开了初三教师会。会上,校长肯定了快班的成绩,同时就慢班的管理,向慢班的老师特别是慢班的两个班主任提出希望,希望慢班老师齐心合力,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管好课堂纪律,至于学生学习不学习,随他们自己去,那是没办法的,学校只要求以后不要再发生类似的学生殴打老师事件。

一切都在照常进行。老师们照常上课,学校照常混乱。校委领导们的会议多起来了,初三慢班的老师会议也单独开了几次,可是学校的混乱不见有半点好转,并且后来又发生两次比较严重的学生打群架事件。也许是学校领导看到学校管理过于混乱而心里着急,有时会在公开场合埋怨慢班老师工作很不尽职。这些埋怨无非是责怪慢班老师在不管学生成绩的前提下,居然连课堂纪律都管不好。提出这种批评的主要是教导主任D老师和政教主任G老师,慢班的老师听到了,多半是走到一边,没有人辩解。初一初二的老师,多半会自动的借故离开。最后,办公室剩下的只有初三快班老师。

一天上午快放学的时候,校长从中心学校开会回来,到办公室来和没课的老师聊了几句闲话后,突然说:“中心学校的校长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单独和我谈话。说是我们县来了个感恩教育团,有一个县委领导找到他,希望能在我们镇各所学校全面开展感恩教育,要我们学校带头。带头的学校有一个优惠,免收感恩教育演讲费,以后其他学校开展感恩教育,视学校大小,要收取500----800元的演讲费。”然后征求我们老师的意见,看看我们学校需要不需要举行一次感恩教育活动。在座的老师讨论了一番之后,都认为有必要开展一次这样的活动,理由是:学校太混乱,感恩教育活动,可以使学生懂得感恩,知道老师的辛苦,对学校管理有帮助。吃午饭的时候,校长又征求了所有老师的意见,大家都认为我们学校应该开展一次这样的活动。于是,感恩教育活动就这样定下来了。经过校长和中心学校校长的交涉,我们学校的感恩教育活动定在第二个星期的星期一下午举行。

一场声势浩大的感恩教育活动展开了!

第二个星期一上午第一节课前,校长就布置了任务:各班主任各自到班上,交代学生下午一定要带家长来参加感恩教育活动;上午第四节班课主任组织学生打扫卫生,并把课桌凳搬到操场摆放整齐;主席台设备演讲团自带,下午小B和几个年轻的老师帮助演讲团布置主席台并帮助做些服务工作;所有教师下午不得请假,一律到校帮助班主任维持会场秩序。校长布置完毕,差不多就要上课了,各班主任忙跑到班上布置任务。第一节课有课的老师在上课铃向了几分钟后才慢慢的去教室,因为要等班主任布置好任务之后才能上课。时间过真快,转眼就下第三节课了。刚一下课,各班学生不等班主任到场,就纷纷行动起来了:清理清洁区的清理清洁区,搬课桌凳的搬课桌凳,忙得不亦乐乎。一节课就这样,在学生们的忙碌中结束了。午饭后,我和几个年轻的老师没有午休,直接回到办公室,等候演讲团的到来。大约下午一点钟的时候,演讲团的人开着车来了。他们人不多,只有三个人。我们先帮他们把设备搬下车,然后根据演讲团领队的要求,布置主席台。其实没有什么事是我们可做的,无非就是搬几张办公桌和几把办公椅到主席台给演讲团的人和校委领导们的坐。再就是帮演讲团的人打下手,在主席台铺上他们带来的红地毯。他们的设备非常简单,因为怕我们不懂,由他们自己摆放好。主席台很快就布置好了,因为不仅是只有我们几个年轻的老师和演讲团的人,还有那些早到的学生也跟着帮忙。站在操场向主席台望去,整齐的主席台位配上红红的地毯,很是威严。

学生们渐渐地来了,家长们也渐渐地来了,人越来越多。平时显得比较宽敞的校园,一下子变得有些拥挤。各班班主任和课任老师都到自己班上的席位区,安排学生各自招待家长在自己的位置上坐好,等待演讲大会的开始。在这等待的期间,各班的老师都在陪家长聊天,谈谈学生在校的表现。上课铃响了,演讲大会开始了。扩音器的声音很高,是不是有20分贝,我不知道。因为我是服务人员,当时就站在主席台边,我看到校长拿起话筒说第一句话的时候,声音高得把他自己也吓得一大跳。校长每说一句话,他的声音都要在校园的上空震荡。校长简短的致辞后,演讲师开始演讲了。演讲师一开始演讲,感恩教育活动一下子就进入了高潮。演讲师的声音比校长的声音更大,他的声音不仅要在校园上空震荡,还震颤到人心里去了。全场一片肃静。演讲师那高昂的语音,那抑扬顿挫的语调,那扣人心扉、入情入理的话语,说得学生们一会儿脸露愧色,一会儿眼睛里充满感激之情,两个小时的时间,从演讲师的嘴里流出来,好像就是那么短短一会儿。那短短的一会儿,说得学生们搂着家长痛哭流涕,说得那些淘气的学生洗心革面,找家长、找老师承认错误,并保证以后一定会努力学习。那短短的一会儿,说得学生们都像换了个人似的,个个充满朝气,准备以最好的姿态迎接美好的未来。感恩教育的最后一个环节,签名售书:50元一本。几百本书,经演讲师拿着话筒轻轻一宣传,一抢而空。我看演讲师签名的时候,累得比他自己两个多小时的演讲还要累。不管有多累,演讲师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在将书递给学生的时候,还是不忘和学生握握手,交代学生回去后要好好读,要不忘感恩老师,不忘感恩父母和爷爷奶奶。书售完了,学也早就放了。不用老师和家长交代,学生们都飞快的把课桌凳搬回了教室。有的学生看到我们收拾主席台比较慢,也主动来帮我们收拾。

感恩教育表面上看还真的挺有效的。第二天上课,各班的课堂纪律好多了。与以前的课堂纪律相比较,真是天壤之别。不过这种好局面,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夭折了。因为几天之后,那些不应有的现象又故态复萌了。一切都恢复了原状,恢复了那种不正常的正常。事后,我们老师就感恩教育活动进行了谈论。我们认为,这次感恩教育活动,从形式上看,组织得非常成功。特别是当活动进行到“拥抱家长,默想恩情”环节时,学校全体学生在演讲团主讲声情并茂的强大心理攻势下,几乎都是拥抱着自己的家长泪流满面,现场泣声四起,场面非常感人。就连我们这些站在一旁的教师,也不禁为之感动。个别情感脆弱些的女教师,则是满眼饱含泪花。是的,“人之初,性本善”的百分百准确尚有待考证,但“朽木不可雕也”的观点却非常值得怀疑。从这次活动来看,平常看起来非常顽劣的学生,都表现得非常投入。他们紧紧拥抱着自己的家长,泣不成声,似在追悔过去的一切错误。也就是说,演讲师的话,说到他们心坎上去了。由此我想到了我们的学校思想教育。实事求是的说,我国目前的学校思想教育,非常失败。不是说我们的教师没有对学生进行过思想教育,也不是说我们的教师对学生的思想教育进行的少。相反,我们的教师在思想道德教育方面是花费了不少精力,可收效甚微,甚至出现一种极为“入不敷出”的反常现象。为什么我们这些长期工作在一线的广大教师长年累月的思想教育,却比不上演讲师两个小时的演讲呢?是能力问题吗?我不认为演讲师在学生道德教育方面比我们普通的班主任强多少。演讲师在演讲时是有个表演的优势。但他的这个优势再强,也比不上我们班主任手中的那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第一手材料:即学生的家庭基本情况和我们平时对学生的基本了解。我们教师都是从事教育的专业人士,面对最有话语权的第一手资料,我们不可能做到无的放矢。也就是说,我们在教师在学生思想教育方面,不可能比演讲师差很多。那么,我们的学校思想道德教育为何如此失败?问题的症结在于,在当今经济思潮社会,我们的学校思想道德教育,没有强有力的社会道德作为思想道德教育支柱。没有了强有力的社会道德作为思想道德教育支柱,我们的学校思想道德教育不失败也要失败,这是一种哲学的必然。这次感恩教育不管有多成功,都只是一场思想道德教育的作秀,没有半点实际效果和意义。后来的事实也很快就证明了这一点,学校的不正之风没有改善。感恩教育进行到最后一个环节:签名售书。出乎我们意料的是,那么薄薄的一本书,售价再贵,市场价也绝不会超过30元一本。既然是感恩教育的书,其内容我们应该有个大概的估计。我们学校一位语文老师说,在信息化的今天,凭我们中学语文老师的能力,一个人一个月编辑一部这样质量的书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可书的售价竟高达50元一本,市场的功利性和道德教育是如此鲜明的对比,这样的感恩教育是成功的吗?受到演讲师蛊惑的学生们纷纷伸手向家长要钱买书,买回来的却是家长们的一声声“太贵了”。当时被迷惑的学生,事后就一点儿感觉都没有吗?要知道学生的模仿能力是成年人的几倍,演讲师的感恩教育效果是不是值得怀疑?这次感恩教育还有一个败笔,就是滥用名人效应:签名售书。在判断意识比较淡薄的学生面前,滥用名人效应,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是难以预料的。因此,我们都认为这次感恩教育活动是失败的。

不管学校有多混乱,我想我都应该努力坚守好自己的工作岗位,努力做好一切自己该做的事。不为别的,仅仅从我的教学业绩来说,我也不能不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去做一些自己力能所及的事。再说,我们乐亭中学现在只剩下初三快班一点秀,如果连初三快班都没有搞好,我们乐亭中学就彻底的垮掉了。我有一种危机感,也有一种使命感。我在我们学校人微言轻,其他的一切都不是我的意愿所能改变的。我只有努力地工作,来忏悔自己的罪责。同时,也借努力工作来发泄自己内心的苦闷。

老师们工作越来越懒散了,上班聊天的多起来了。聊天的队伍由原来的临近座位的几个老师低声耳语,发展到后来的专业聊天,再后来就是两个办公室的老师常常聚在一起聊天。甚至有些有课的老师因为聊天气氛的感染,而推迟去上课。他们什么都谈:天文地理、政治新闻、生活琐事、学校生活等等。我真羡慕他们,怎么都那么见多识广,怎么都那么知识丰富。尽管他们有我羡慕的一面,但我还是很厌恶他们,痛恨他们。学校都这样了,怎么不尽心去工作,难道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学校垮下去?有时我真想冲他们大喝一声:工作时间,请凭良心做点自己的事吧!可是我不敢,几次话到嘴边,我又咽了回去。有时我又怨怪校委领导,怎么也不管管,就这么宽宏大量,任由他们自由散漫,难道一点责任也没有了吗?我只有埋头工作,管好我自己。我变得越来越孤寂,越来越沉闷,我不愿意同任何人说话。我的这些老师们,继续他们的聊天,也在增加着我对他们的厌恶和痛恨。然而有一次,他们的聊天,改变了我对他们的看法,让我真正认识到了他们的赤子之心,让我由对他们的厌恶痛恨而变为对他们产生敬佩之情。

那是临近期末考试的一天下午第三节课,暖暖的冬阳散发着怡人的热光。没课的老师大多提早回家了。只有几个不愿做家务的老师,聚在办公室前门最向阳的的阳台上,一边晒太阳一边聊天打发时间。我当时也没课,正坐在朝阳的窗台边的位置上改作业。忽然,从窗外传来雄哥一声深沉的叹息:

“唉!照这样下去,不出三年我们学校就彻底垮掉!”

“有什么办法,”教初二的语文老师Y老师接口说道,“规律就是这样,成也三年,败也三年。不试试三年,领导会相信。”

“真不知道领导什么意思,非要千方百计的想办法把学校搞垮。”教初一数学的武老师迷茫的说,“想当年我们学校是何等的辉煌,怎么一下子就变成这样了?”

“你还怪领导?”教初二物理的林老师愤愤不平的说,“你没注意到,现在初三快班的老师把所有的责任,全都推卸给初一初二和初三慢班的老师吗?要怪,就怪我们自己没能力当领导!”

“唉,”雄哥想调转话头,“闲话我们少说一点,不要让领导不舒服。”

“管他什么舒服不舒服的?”Y老师几乎是愤怒地说,“我算了一笔账,如果我们乐亭中学真的垮掉了,我们乐亭地区的损失你们知道有多大吗?我按最小损失计算,一个学生到县城读书,一年就算多花7000元,600多学生,一年就是40多万。想想,如果加上家长陪读和请客送礼之类的,损失会更多,一年100多万是最小损失。”

“哼,100万?”那位教初一数学的武老师憋不住怒火道,“听说明年初二也要分快慢班!”

“哪不是在加速学校死亡吗?”教初二数学的俊老师诧异的说。

“哼哼!”一位老师嘲讽的说,“领导是在挽救学校!!你知道吗?”

“初二分快慢班!?那我教慢班。”Y老师语气中充满怨愤的说。

“你想教慢班?”雄哥反问,“初二谁愿教快班?”

“为什么?”武老师不解的问道。

“为什么?这你都问!”Y老师气愤的说道,“哪一年不是这样:初三中考考得好,是初三老师的功劳;初三中考没考好,是基础不好,责任全部是初二老师的。”

“也难怪那些初三的老师年年霸着初三教,既得名又得利,还没有责任!”武老师理解似的说。

“谁叫你不当领导?谁叫你不和领导搞好关系?”教初二数学的俊老师批评似的反问道。

“晚上快带两条烟去上级领导家玩玩,也捞个校委当当!”Y老师打趣道。

“好的,我会做个好梦的!”教初一数学的武老师风趣的回答道。

“哈哈哈……”他们大笑起来。不过他们笑得并不开心,而是有些凄凉和无奈。他们笑过之后,又接着聊天。Y老师说:“都是同事,为什么要分快慢班。教慢班的老师还能有什么业绩。现在的评模机制,只看表面不看实际,这不活活坑死慢班的老师吗?当然,在平衡班的基础上进行评比,你没有成绩,只能怪你不努力或业务能力不如别人。再说平衡班评比,差距不大,无论是自己还是他人,都容易接受这种差距。如果分快慢班的话,快班和慢班相比,本身就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教慢班的老师无论多能干,也不可能比得上快班。同时,教慢班的老师,也和慢班的学生一样,在领导的眼中,就是劣质品。评模的时候,谁还管你的客观实际。我看,要求分快慢班的人,都是些自私透顶的人。试想,有能力的人,哪一个怕公平公正。”

 “唉,”雄哥认真的说,“我们应该想想办法,明年如果学校真的要把初二也分快慢班,我们怎么去阻止?”

“阻止还不好阻止,全部教慢班”,Y老师说,“没人教快班,计划自然取消。”

“就是不知道A怎么样?他在学校又不说话,在家有那么,商量都没办法商量。”初二数学的老师俊老师有点担心的说。

“没事,”雄哥很快地接着说,“凭我对他的了解,他不会那么自私的!”

……

听着他们的对话,我心里不由得泛起一阵阵对他们的敬意。他们不仅有危机感,还有深深的社会责任感。他们站的高度比我高得多,看事物的目光比我更长远。我怎么反而责怪、厌恶和痛恨他们呢?我为自己的无知而感到惭愧,更为自己近来因误解他们对产生他们的偏见而深深自责。他们才是真正高贵的人,才是真正可爱的人。他们不像王校、G老师、D老师那样高傲而自私,一有点成绩就喜欢自我表现和相互吹捧。我再也没有心思改作业了。我很想走出办公室,去向这群平凡而可爱、却又很高贵的人道歉,表达我对他们的敬意。可是我没有那么做,不是因为我觉得那样做有些唐突,而是他们的对话把我击打得瘫软在办公椅上站不起来。他们还在聊天,但我一句也没听进去,我呆坐在办公椅上。“铃铃铃……”,放学铃响了,雄哥他们没有回办公室,他们随着放学铃声直接回家了。下课的老师们匆匆跑回办公室放下手中的教案教材,又匆匆跑出办公室回家了。没有人注意到我,只剩下我一个人呆坐在办公室。我由衷地对这些老师产生了敬意,他们的怠工尽管有错误,但不是源于他们对工作的冷漠,而是源于他们对工作的热情和无奈。我心里暗暗同情他们:报国何须铁骨铮言,拳拳之心也是一马平川。待我从办公椅上站起来,走出办公室准备回家时,整个校园空落落的只剩下几个打扫卫生倒垃圾的学生。

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了。我们乐亭中学在一种非正常化的正常中畸形地运转,一切都是那么有序,一切又都那么差强人意。我没有什么可以激愤的,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工作。很快,期末考试的时间到了,全镇统一考试。学生不动,老师交叉监考,紧接着就是阅卷。阅卷可热闹了,全镇的中学老师聚在一起,按学科分组阅卷。语文、数学、英语三组放在中心学校阶梯教室阅卷,我们一边阅卷,一边谈论着各自学校的情况。看来另外几所初三也分了快慢班的兄弟学校,平时状况和我们乐亭中学相比,大体也差不多。从兄弟学校老师的描摹来看,他们的课堂纪律也是一塌糊涂。除了初三快班外,其他各班老师也是没办法的。如果硬要找出区别的话,那就是我们乐亭中学有学生被“请”进派出所。不过不要认为几所兄弟学校就一定比我们乐亭中学好,因为他们在烦恼的时候,有几次也想请派出所“庇护”,只是他们没有那么做罢了。考试成绩出来了,我们乐亭中学的成绩很好。初三共七门课程,我们乐亭中学六个第一,一个第二,这当然是指快班的成绩。初三慢班和初一初二,六所中学各有千秋。

阅卷后的第二天,学校召开期末总结会议。开会时的情况基本是这样的,初一初二的老师围在一起,初三的老师单独一个群体。今年有所不同,初一初二的老师仍围在一起,初三快班的老师一个小群,初三两个慢班的老师自然地形成一个群体。我们都在会议室等待会议的开始。初三快班的成绩考得好,快班的老师自然显得格外兴奋。首先是总务主任C老师祝贺教导主任D老师取得英语全镇第一名的好成绩,接着又是政教主任G老师祝贺总务主任C老师取得物理全镇第一名的好成绩,王校祝贺政教主任G老师取得语文全镇第一名的好成绩……,总之是相互祝贺着,相互夸对方能力强,会教学,是我们乐亭中学的顶梁柱和名师。最会说话的是政教主任G老师,不愧是一位语文老师,好政教主任,说话很有水平。就在我们快班老师相互祝贺相互夸奖最热闹的时候,政教主任G老师忽然说:“我们乐亭中学有我们快班这些名师,考赢其他学校还有什么话说。”说着,头一昂,眼睛扫视了一遍会议室,脸上充满了骄傲的色彩。我没有主动参加他们的相互祝贺和相互夸奖,只是他们祝贺我的时候,我红着脸低声说:“我做得还很不够,需要各位老师多多指导。”然后低下头,默默地不说话。我觉得快班的老师成绩好,不仅不应该这么张扬,还应该低调。因为这是以牺牲其他老师的荣誉和放弃大部分学生为代价的成绩,是不可取的成绩。在我们初三老师相互祝贺相互夸奖的时候,坐得离我们比较近的初一初二或初三慢班的老师,陆续的离开会议室去上厕所,或是站在会议室的阳台上抽烟;坐得比较远一点的老师则在哝哝低语,好像快班老师的热闹气氛和他们没有半点关系似的。同在一所学校,我们的老师却像两个不同世界的人。我知道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我也替那些初一初二的老师感到委屈。

校长来了,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站在阳台抽烟的老师,上厕所逗留在外的老师陆续回到会议室。待老师们安静下来,政教主任G老师清点了一下人数,只有A老师和一个儿子马上就要结婚,在家准备办喜事的初三慢班的数学老师没有来。政教主任G老师征求了一下校长的意见,大概是知道A老师可能不会来,或是A老师来不来无所谓,会议开始了。第一个讲话的是校长,校长就学校一个学期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做了概括性的总结,高度肯定了各年级,特别是初三快班的成绩。同时对初一初二,特别是初三慢班存在的管理问题,向各班主任提出了委婉的批评。诚恳的要求各班主任下学期一定要管理好班级,不能再出现本学期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对于初三慢班,用校长自己当时的话来说,就是不要什么管成绩,不管用什么办法,只要学生能勉强安静下来就可以,免得影响快班学生的学习。对于初一初二,校长的要求是,下个学期一定要管理好,至少要恢复以前正常的状态,绝不能给以后的中考埋下隐患。并希望初三快班的老师再接再厉,争取在中考的时候,取得更好的成绩,为全校老师做个好榜样。接着是教导主任D老师讲话。D老师先是宣读了全镇统考本校的成绩,然后就本校成绩与全镇各兄弟学校进行了比较,说初二尽管只有A老师一个人的语文第一,但整体成绩还是不错的。因为我们学校初二取得第二第三名的还是比较多,低于年级平均分的也只有两个课次,并且也只是低一点点。相对差一点的是初一,这是我们学校的摆脱不了的老把戏,年年都一样。我们乐亭中学初一年级,上学期的成绩从来没有考好过,一般下学期都会赶上来。倒不是说初一的老师教学能力很差,而是我们乐亭中学招生区的学生基础太差。初一学生从小学升入初中时的最高成绩,只有全镇小学六年级第一名学校的平均成绩。学校领导对这一点很清楚,也从来没有怪过初一的老师。最后就初三寒假补课的事做了重复性安排(期末考试前已安排好并通知了学生),无非是为了强调安全问题,怕有些校委值班不认真。事实上是,初三寒假补课期间,校委领导从来没有值班的习惯,除非是边上课边值班。

就在D老师讲话快要结束的时候,A老师来了。他随意的找了个位置坐下,正好坐在雄哥旁边。雄哥把他的肩膀一扒:“分根烟!”A老师没有说话,从口袋里掏出5元一包蓝盒的“月兔”,刚要自己分给雄哥一根,雄哥一把抓过烟盒去,反客为主,先分了A老师一根,第二根抛给了校长,接着自己抽出一根,然后把剩下的往会议桌上一丢:“来,老A的喜烟,抽烟的自己拿!”抽烟的不抽烟的那些老老师,都伸出手去自己拿烟,少了。就是满满的一盒烟,我们学校30多个老师,一人一根也少了,更何况A老师拿出来的烟盒里本来就没剩下几根。A老师仰起头来不解的望着雄哥。

“看什么看,考得好不分烟?”雄哥说,“做人要做满面情,还有老师没有抽烟,怎么办?”

"你应该让人有个思想准备啊?"A老师反问着说。

雄哥把右手朝A老师面前一伸:“有钱就可以!”

A老师没有说话,回转头用手在这个口袋摸摸,那个口袋摸摸。摸了好大一会儿,又仰起头来望着雄哥,似乎在说:“没带钱,怎么办?”雄哥看出了A老师没有钱,问A老师道:“欠我的,怎么样?”A老师点点头。于是雄哥从自己口袋里拿出一包烟,也是蓝盒“月兔”,一边往会议桌上丢一边说:“没动的,自己拿。”就这样闹腾了一会儿,我们又接着开会。

再接下来是王校、政教主任G老师分别敷衍性的讲话,最后散会。

初三寒假补课期间倒是挺安静的,两个慢班都没有出过什么乱子,大概是家长都回家来过年,慢班的学生不敢捣乱吧。当然一些家长很容易忽略的问题还是有,比如上午上第一节课时,迟到的特别多。但也有小部分学生没有来上课,那都是两个慢班的班主任与家长沟通好了的“特殊生”----因为家长也管不了他们,素性随学生的意愿,让他们在网吧好好玩。一个寒假就这样在顺利中结束了,我也如期的完成了教学任务----元宵前结束新课。为了不至于因等待复习资料而显得慌乱,我早早的准备好了过渡期间的复习材料,每个习题都是我有针对性的挑选出来的。这样,开学后即使没有及时来复习资料,我也不会出现无教学目标的应付课堂。

新的学期开始了,发书的时候,初三的复习资料竟随同新书一起发放下来了。我没有因为复习资料的及时发放而改变自己的计划,我按照原定的计划有条不紊地上课。刚好一个星期的补习一结束,就第五次月考。第五次月考是学校组织的,阅卷形式相当灵活。只要自己所教的学科已经考了,没有监考的时候,任课老师可以随时阅卷。我们初三三个数学老师,利用监考的空余时间,再加上一个晚班,月考还没有结束,数学试卷就改好了。考试一结束,我马上就进行试卷讲评。因为第五次月考试卷的内容,是整个初三学年段的内容,所以我特别注意学生的得失分情况。不是说要在讲评试卷的时候,可以把学生没有学懂的知识一下子补过来,而是提醒学生们注意,在总复习的时候,那些是他们各自需要特别注意的,如果老师在复习的时候有所疏忽,请他们自己提出来。我的要求是,任何学生都不能留下知识死角。试卷讲评结束后,我根据总复习资料的线索,结合班上的实际,展开了全面的总复习。

新年伊始,学校的秩序与上学期相比较,是大变了样。学校的秩序一切都很正常,正常的不可想象。初三慢班以前的一切不该有的乱象都没有了,只是偶尔会发现有几个初三慢班的学生躲在没人注意的角落玩耍。当他们发现有老师注意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会自动的躲开,教你看不到他。他们以前的那种目空一切,我行我素的狂傲消失得无影无踪。初一初二的纪律也好多了,很少有学生被叫到办公室进行“教育”。是的,只要初三老大哥不乱,初一初二的学生管理起来要容易得多。至少初三乱起来的那种凶蛮劲,那种破罐子破摔的无奈样子,是初一初二的学生学不来的。初一初二学生的乱,至多是上课时自制能力较差而已,无法无天的嫉妒叛逆情绪,他们还没有胆量表现出来。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是家长们刚刚出外打工,学生们的思想还在家长管束的余热之中。后来我无意听到同事的交谈,才明白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一天下午第三节课放学铃响后,我在班上安排了一下学生晚上的家庭作业,便端着讲义和教材回到办公室。在办公室,我发现雄哥和初二的一位班主任科老师没有回去。他们在聊天,大概是日子渐渐变长,不愿意早早回家吧。我向两位老师问好之后,就坐下来抓紧时间阅改复习试卷,以便赶在第二天上午讲评。他们也没有打扰我,继续着他们的对话。
    “你最近有没有发现初三慢班的纪律好了很多?”科老师问着雄哥。
    “这倒没怎么注意过,”雄哥接口道,“不过说起来应该是好了很多,这个学期没怎么看到初三被叫进办公室的学生。”
    “知道为什么好了很多吗?”科老师接着问道。
    “有什么为什么,”雄哥没有领会到科老师说话的意图,就事论事地说,“初三两个慢班班主任能把纪律管好,也算是真有能干。我看……”
    “废话!”科老师不等雄哥说完,笑着打断雄哥的话,“又不是叫你评判能干不能干。我是问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纪律好了很多?”
    “怎么?还有什么秘密?”雄哥疑惑的问道。
    “你以为是真的好了很多?说起来其实是一种犯罪。”科老师不屑的说道。
    “说来听听!”雄哥来了兴趣,赶紧说道。
    “说了你也听不懂!”科老师卖着关子说。
    “你不说,怎么知道我听懂。”雄哥分了科老师一根烟,接着又问我要不要。他知道我不抽烟,问我要不要烟也只是出于礼节,因为办公室只有我们三人。

他们这样的对话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因为我知道我们学校初一初二的老师与初三的老师向来不是那么和睦的。初三的老师说初一初二的老师有嫉妒心,初一初二的老师说初三的老师都是领导或是领导的得力干将,其实业务能力也就那么回事。不过我没有介入他们的纷争,我也没想过要介入他们的纷争。试想,一个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就和那些老老师串是斗非,会叫人怎么想。因为我的中立性,双方都不排挤我,说话也不用避忌我。用孩提时玩“老鹰叼小鸡”游戏的话来说,我是最小的“八哥”,游戏的双方不论输赢都必须全力保护我,否则会引起“公愤”。有时候,我为自己在学校能使这样一个角色而感到幸福。当然,我也不希望他们有纷争。他们也都很克制,一般不会当面说什么过分的话,毕竟同事一场,难得。从我观察的角度看,初三的老师比较强势,初一初二的老师则相对要温和得多,至多是背后发发牢骚。听雄哥和科老师的对话,就知道今天也是这样的。他们下面的对话,则引起了我的注意。

“有那么深奥?”雄哥激将似的说,“我看没有你说的这么玄乎吧!”

“玄乎不玄乎我不知道,但深奥是不骗人的。”科老师说了起来,“有一次在上班的路上,我听几个初三慢班的学生说,他们现在上课可好了,实行‘轮休制’。即每节课都有几个学生可以不上课,在校园内玩耍。要求是不能惊动学校领导,如果惊动了学校领导,则要给与相应的处分,甚至会引来全班的声讨。开始听说的时候我不那么相信,前几天我问了初三慢班的几个学生,都说两个班一样的,没假。怎么样,你有能力想出这么一个好办法来吗?”

“不错,好办法!”雄哥既气愤又有些不屑,并不无嘲讽的说道,“创新教育就应该有创新教学方法,真不愧是初三把关老师!不过你不要叫我学,这是在犯罪!还什么玄乎深奥的!”雄哥的最后一句话又像是责怪科老师似的。

接着,雄哥和科老师沉默了。

听到这里,我不禁有些诧异。我第一个反应是:怎么能这样呢?也许是我的思想保守吧,但我认为,不管有多么激进的教育思想,创新教育绝不是置学生于不管不顾。我头脑中的创新教育是结合时代要求,全面贯彻落实孔子的“因材施教”原则,尽可能地把学生培养成博学或学有专长的人才。对于那些真正对文化课没兴趣的学生,如果条件允许,我们教师可以牺牲正式上课时间,根据学生的爱好,正确引导,挖掘出他们的学习潜能,培养学生的特长。当然,我们老师由于专业的局限性,不可能是通才,以及由于当前教育教学环境等多种因素制约,无法对学生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教育,不是我们的错。我们只有采取保守教育,想办法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或是采取适当强制性措施,迫使学生能学多少是多少。毕竟初中阶段属于基础教育阶段,不存在承担培养特长生的主要任务。慢班是有“慢”的无奈,但“慢”的无奈绝不是放任自由。对学生放任自由,会滋长学生极不良的习惯,对他们未来的人生会带来严重影响,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为了课堂表面的安静,采用“轮休制”的方式牺牲学生接受教育的机会,不是渎职,是犯罪!是犯了不可饶恕的渎职罪!同时我觉得自己也是犯罪分子之一。我很想和雄哥、科老师谈谈我对慢班的管理意见:只要我们尽心尽职,哪怕是为千夫所指,也无怨无悔。用剥夺学生接受教育的权力来换取课堂表面的安稳是绝对不允许的。但是,雄哥和科老师都沉默了。一种可怕的沉默,让我觉得有如芒刺在背,内心深感痛苦不安。我不敢去看他们,我觉得雄哥科老师都在向我投来鄙夷的目光,那意思就好像在说:看,罪魁祸首在装模作样。我无力辩冤,我确实是罪魁祸首集团成员之一:没有快班,就没有慢班今天的现状。平衡班的责任制是不允许任何老师对学生不管不顾。有了快班,慢班老师对学生的不管不顾又像是自然而然之举。

“唉!”沉默了好一会儿的科老师,终于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回去吧!”

“回去吧!”雄哥机械的重复着科老师的话。我仿佛看见雄哥木讷地站起身,茫然无措的样子。

雄哥、科老师回去了,他们没有和我打招呼。我不知道他们是忘记了我,还是他们认为不屑与我打招呼。我痛苦的坐在自己办公位置上,就那样一直坐着,什么也没有做。直到天色黯淡下来,初三上夜班的老师问我为什么呆坐,还不回家,我才醒悟过来。我什么也没有说,默默地回家了。回到家时,父亲还没有回家,母亲正在等我吃晚饭。我努力地掩饰着自己的情绪,匆匆地吃饭,好不让母亲看出来,但最终还是让母亲看出了我的异样。吓得母亲不停的问我是不是病了,是不是挨校长批评了,是不是和学生吵架了。唠唠叨叨一大堆,说得我很心烦,但我不能发作,我知道母亲很辛苦。我推说什么都不是,只是工作累了,有些疲倦。没想到招来母亲更多的唠叨,说什么她要服侍我父亲,又要服侍我,如何如何的辛苦,要是有个儿媳妇该有多好。吓得我赶紧躲进房间,直到母亲收拾完家务,出去和邻居聊天了,我才出来洗涮。

我感觉自己越来越罪孽深重了,我思考着怎样救赎自己的罪过。可是,除了努力工作外,我还有什么可以救赎自己罪过的方法呢?我变得越来越不爱说话了,只有那些老老师打趣我的时候,我才偶尔搭几句腔。同事们都说我变了,说我不到一年的时间,变得像A老师一样不爱说话了。我认为我和A老师完全不同,A老师的沉默寡言,完全是家庭问题。他工作并不热心,上班经常迟到早退,甚至没课的时候有时会躲在家里不来上班。无非是他的教学成绩还可以,一羞遮百丑。成绩的遮羞布,掩盖了他所有的过失。从教学的态度来看,我认为A老师绝对不是一个称职的老师。不管他的教学成绩有多好,我都这样认为。因为教学态度好,工作成绩会更突出,对社会的贡献更大。一个人不能因为自己有了点成绩,就可以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我的沉默寡言,与家庭没有半点关系。在家里,我有疼我爱我的父母。关于女朋友的事,是母亲天天催逼我,我才勉强有了尽快早点找的打算。不是我要上纲上线,我的沉默寡言是源于我对事业的热爱,是源于我对教育的忠诚,是源于教师的天然职业良心。我的工作是认真的,我的成绩是优秀的,这些不要说学校的领导,就是中心学校的领导也不得不认可我这个教学将近四年的年轻老师。从个人事业的角度来说,我完全不应该沉默寡言,因为我是成功的。但学校的现状却与我有关,使我越来越深感不安。我觉得我自己是在犯罪,并且不可饶恕。有时候我也这样想过,如果我有先知先觉的话,我一定会义无反顾的选择教慢班。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从学校的现状来看,教慢班不是丢人,而是对自己职业的敬畏。

我默默地埋头工作着,好在快班的学生学习都很主动,复习进展得很顺利,我沉闷的心理得到些许的安慰。心情还是刚刚好一点,麻烦的事又来了。第六次月考刚刚结束,来学校招生宣传的人是络绎不绝:有重点高中的,有普通高中的,也有民办高中的,还有中专职业学校和职业高中的,总之是应有尽有。学校可热闹了,前拨招生的老师还没走,后拨招生的老师就来了。有时候是竟然是两三拨招生老师相继而来,招生老师间的竞争相当激烈。这些招生老师来了,如果只是和学校领导或初三班主任说说倒没什么,要命的是这些招生老师的宣传都特别到位,都非要到班上去宣传自己学校办学的优质,好吸引学生报考他们的学校。我县两所重点高中的招生宣传做得比较简单一点,无非是分发一下招生资料,招生老师适当说几句话就结束了,耽误不了多长时间,让人容易接受。最让人厌烦的是中专职业学校、职业高中和民办高中的招生宣传。这些学校的招生老师一进了教室,没有一节课的时间他们是不会结束宣传的。特别是中专职业学校的招生老师,他们的招生宣传往往一节课还不够,经常要弄到下一节课的上课铃响了好一会儿,有些学生需要出去方便,才欲休未休地勉强结束宣传。初三的复习本来就挺紧张的,经过这些招生老师那么耽搁,我们的复习就更紧张了。我们的复习计划,往往因这些老师的招生宣传而打乱。而他们的招生宣传没有固定时间的,除了早晨,什么时间都有可能,常常弄得我们措手不及。我只有在心里暗暗默祷:招生老师,请千万不要在上数学课的时候来!可那些招生老师偏偏和我做对似的,我越希望他们不要来,他们有时候却越偏偏在我上课的时候来,弄得我懊恼不止。有时候我真想破口大骂他们:你们不要太自私了,也应该替学生考虑考虑!想归想,骂人实在是不敢骂。因为这些招生老师,和学校领导与老师都很熟悉:不是这个领导或老师的朋友,就是那个老师或领导的同学或同事;即使没有关系的,又是上级领导提前和校长打好了招呼,需要帮忙关照的。不仅这样,那些招生老师人人都有一张好笑脸,叫人无奈极了。好不容易等到初三学生报考结束,我们才能安心复习,又是后话了。

正在我为招生老师不停地来学校宣传感到懊恼不止的时候,学校老师暗地里流传一种说法:初三分快慢班是成功的,下一个学年,初二年级也要分快慢班,两快一慢,快慢班老师根据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定。至于消息的来源,谁也没有明说,估计是个别领导漏了口风。这下轮到初二老师紧张了。初二老师的紧张和初三分快慢班是老师的紧张不同:初三老师当时的紧张是谁都不想自己教慢班,初二老师的紧张是谁都希望自己教慢班。以前初三老师想教快班的可能性不大:一快两慢,每个老师只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教快班,并且还有校委领导参与竞争,难度可想而知。初二老师想不教快班的可能性很小:两快一慢,每个老师都有三分之二的可能教快班,同时没有校委领导参与竞争,绝对公平公正。故意不认真教学,任何一个老师都做不出来,初二老师的紧张也就不难想象。

准确地说,初二的老师不是不愿教快班,而是不敢教快班。其中有一个原因,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就是每年初三中考的时候,如果重点高中录取人数不够理想的话,初三的老师就一个劲的埋怨初二的老师,说是初二的老师没教好,基础太差,害得他们初三一个学年既要教初三的内容,又要重新补上初二的内容,人都累死了也考不出好成绩。用初三老师的话说,就是他们遇到了一群侏儒症患者,用死力再怎么拉,也不可能把这群侏儒变成高个子。如果重点高中录取人数理想的话,初三老师就又相互吹捧说他们如何如何的能干。如果没有他们这些初三老师的话,我们乐亭中学的学生是不可能考出好成绩的。用初三老师自己的话来形容,就是如果乐亭中学缺少了他们这些初三老师中的无论哪一个,我们乐亭这些这台机器不是无法正常运转,而是无法运转,弄得初二的老师对初三的老师特别反感。二是初三分快慢班,从形式上看是成功的。快班的学生优秀率是比以前要大些,但为了这个优秀率是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两个慢班那么多学生,学习态度变得不能再差了。许多原先学习态度还比较好的学生,现在和那些不读书的学生没有两样。我以月考成绩为例,来谈谈当时慢班学生成绩差到怎样的程度。初三中考总共七门课程,总分为680分,(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两科合为一科>,每门课程各120分,物理、化学每门课程个100分),每次月考总分在350分以下的是两个班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更有甚者,总分居然不到100分。总分在400分以上的,两个班加起来也就那么十几二十个。这样的成绩,说起来都叫人心寒。如果初二就过早的分快慢班的话,用初二老师的话来说,就是过早地宣判了一部分学生的死刑,他们于心不忍。尽管初二的老师都反对分快慢班,但也只能是私底下反对而已。因为初二的老师和初一的老师一样,在学校是没有发言权的。干着急是没用的,等待他们的是学校领导的决定。然而一个巧遇,却让A老师给否决了。

那次大概是A老师夫妻又吵架了,估计还闹得特别凶。A老师有一个多星期没有回去,没地方睡,就睡在校长室的长皮沙发上。好在当时气温还比较高,勉强可以不用盖被子。否则的话,A老师非冻病不可。校长室在教学楼二楼西侧阳台尽头,紧靠着右边的教师办公室,喝茶倒水都很方便,是课余时间学校最热闹的地方。也就是那次A老师住在校长室,我才听说A老师因为家庭矛盾,多次睡在学校。天热的时候,用报纸铺在办公桌上睡。天冷的时候,就在校长室找几面锦旗,胡乱地盖在身上当被子,睡在校长室的长皮沙发上。不过以前都是偶尔一两夜,我也不那么清楚。在A老师那次家庭闹矛盾住校长室期间,一天晚上,我上完晚班到办公室收拾好之后,正准备回家。忽然慢班两个上晚班的老师顺老师和梵老师把我叫住了,说是校长叫餐馆的老板送来了饭菜,要我们三个上晚班的老师一起陪A老师吃晚饭。

我们来到校长室,看见酒菜摆放在校长室正中的小方桌上,校长则和A老师坐在紧靠办公室的沙发上说话,看样子是在等我们下课好吃饭。校长见我们来了,站起身来招呼我们。A老师也站了起来,和我们逐个打招呼,于是我们一起围着小方桌坐下来。校长坐首位,A老师、顺老师和梵老师三人分坐两侧,我坐在下首。我们刚坐好,校长就把酒瓶塞给了A老师,说:“老A,你倒酒!”

A老师微侧着身子,看了看校长,反问道:“你不知道我是不喝酒的?”

“倒酒和喝酒有什么关系?你倒酒就是了。”校长冲A老师诡笑着说并把酒瓶塞给了A老师。

“不!”刚接过酒瓶的 A老师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似的,赶紧把酒瓶推还给校长,说,“你是想要我陪你喝酒。对不起,这酒我不敢倒。”

“我不要你陪,我自己喝。”校长还是很干脆地说,不过仍是诡笑着。

“嘿,你在诱我入陷阱!”A老师也笑了,指着我们三人说,“你不要我陪你喝酒,他们三个我怎么交代?”

顺老师和梵老师也只含糊地说:“有什么交代,你倒酒我们喝就是。”

我明白了校长他们的用意,他们是想借倒酒的事来逗引A老师开心。于是我也跟着起哄,要A老师倒酒。A老师可不是那么容易上当的,怎么也不肯倒酒。校长紧逼着A老师说:“你吃不吃饭我们不管,我们几个都没吃饭,现在酒菜就摆在桌子上,看你怎样安排我们。”

“这酒我不能倒!”A老师觉得有些理亏,可有找不到适当的话来回复,耍无赖了。梵老师和顺老师也帮着校长说话,要A老师倒酒。A老师说什么也不肯倒酒,说是一定要把话说清楚。说来说去,校长让步了:A老师只负责倒酒,不喝酒。A老师勉强接受了,于是拿起酒瓶准备给我们倒酒。我忘了是什么酒,只记得是当时我们这里比较大众化的一种酒。只见A老师拿过酒瓶放在腿上,一手稳住酒瓶,一手拧瓶盖。A老师弄了好半天,也没有把酒瓶打开。校长又故意催着要喝酒,逼得A老师很尴尬,责怪这酒瓶盖太紧了,惹得大家都笑了起来。A老师愣是没把酒瓶打开,还是顺老师忍不住,把酒瓶拿了过去,用挂在酒瓶颈上的撬片在酒瓶盖旁边撬了几下,然后用手轻轻一拧,打开了酒瓶。很常见的一种开酒瓶方法,A老师却不知道,看来A老师是真的不喝酒。为这事,A老师又被校长他们奚落了一回,还说让A老师增长了见识。A老师心服口服的笑着,听着校长他们对他的奚落。顺老师知道A老师不会倒酒,于是他给我们每人各斟满一小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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